城商行的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设立的城市信用社，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自1995年起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市城市合作银行（现为平安银行）建立至今近三十年的时间，城商行从高峰时期的147家逐渐变化到如今的128家，数量虽下降但体量却在持续上升。从数据角度分析，各大城商行2021年的财报数据显示，排名前10的城商行净利润总和共计1421.6亿元，占106家城商行净利润的52.5%。其中，排名前三的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净利润均超过200亿元，北京银行以223.92亿元的净利润位居首位，净利润下滑幅度最大的则是盛京银行和哈尔滨银行。但从整体维度上分析，城商行群体分化明显，排名靠前的城商行因为优秀的资产质量和创利能力仍在不断扩张，但是，随着疫情扩散导致经济下滑压力超预期增长，城商行过去野蛮发展的问题逐渐暴雷，尤其排名靠后的城商行，坏账高企、业务收缩、员工薪酬福利待遇下降等问题暴露越发频繁，风险似乎随时可能发生。不仅仅是宏观上的问题，城商行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向上的城市业务受到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挤压，向下又难以占领农村市场，除了资产规模排名靠前尤其是实现了跨区经营的部分头部机构发展良好外，很多城商行都遇到瓶颈，两极分化明显。同时，又因为这些矛盾问题，让很多城商行想尽办法发展或改革以此解决问题，但不断地改革只会让城商行的短板问题愈发明显，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例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扩大了城商行等中小银行的揽储规模，但银行本身的风险监控却没跟上揽储的速度，导致坏账变多，坏账太多倒逼改革，改革效果差，又导致银行逾期债务陷入博弈。城商行的改革重组合并就是其应对发展困境的一个解决利器，如山西省内5家城商行的合并成立山西银行，其体量已超3000亿元，整个山西省内也仅仅剩下山西银行和晋商银行两家城商行，这让其有了应对其它银行金融业务冲击的充足力量。这是小体量城商行合并发展的优势，对于大体量城商行，境外布局又是另一种发展方式，我国目前已有6家城商行实现了境外布局，例如北京银行和东莞银行在香港地区分别设有一家代表处，富滇银行在老挝设立了一家中外合资银行“老中银行”。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让境内金融机构走出去，以此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是城商行未来发展的一大方向。从政策方面去看，政府对维护城商行的稳定发展不断发力。2022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2022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新增约14万亿元，2022年以来，银保监会积极会同财政部、人民银行加快推进地方政府发放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今年1～5月中小银行累计处置不良贷款3943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处置1072亿元。处罚方面，罚款是金融监管机构的一种重要处罚方式，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向城商行共开出402张罚单，合计处罚2.09亿元（不含个人罚金），但罚款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罚款让城商行真正找到或直面违规现象，以此让其稳健发展，而稳健的经营是城商行深耕地方、服务实体的基础，对推进银行业高质量发展也至关重要。中小银行主要有不良资产占比高、隐匿有问题的资产质量、资金空转、股东股权混乱、公司治理不规范及体制机制改革难等风险和乱象。解决这些高风险问题是城商行发展的重要内容，经营水平的健康稳定提升关乎金融行业的稳定，也关乎个人的金融安全，风险化解、乱象整治才能让城商行的金融服务真正解决社会痛点和百姓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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