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城市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城市居民服务的金融组织城市信用社逐渐兴起，20世纪80年代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立。尽管膨胀速度极快，短短十年内城市信用社的数量达到三千多家，金融风险问题却日益突出。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组织了对城市信用社的清理整顿工作，1995年开始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和经营，城市商业银行已经完全取代了城市信用社，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城市信用社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困扰着城市商业银行，我国城商行受区域经济影响，所在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商行的经营绩效上限。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等常年占据着前排，而欠发达地区的城商行则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压力，与头部银行有着明显差距，发展动力不足且更容易受到潜在风险的威胁。当监管政策日益趋严、疫情防控成为常态、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这些银行往往首当其冲承压。外部因素是一方面原因，城商行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同样起着关键作用。若银行决策不利或是资产结构存在问题，不良贷款、逾期贷款处置有失妥当，会导致盈利能力下降甚至出现亏损，资产负债表恶化，银行的信用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害。可以看到的是，内蒙古银行拍卖股权数额超过1亿股，两任前董事长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罪获刑；本溪银行原董事长、原支行行长同样因涉嫌违纪违法落马，内部员工因非法出售公民个人征信报告获刑；盘锦银行违反反洗钱规定被罚、铁岭银行违规变相炒股……负面事件时有发生，城商行崛起之路困难重重。经营不善尚能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模式、引进战略投资者或寻找其他方法解决，银行管理者的综合素养却是难以预料的。一个出现严重事故的管理者给他所带领的城商行造成的消极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且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复杂的措施来弥补。在1998年发布的《整顿城市信用合作社工作方案》中就要求通过采取自我救助、收购或兼并、行政关闭或依法破产等方式化解城市信用社风险；直到2022年银保监会的工作会议仍在提出持续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支持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兼并重组是城商行不变的主题。去年1月，辽宁省政府常务会议明确通过申请新设组建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合并辽宁省内12家相关城市商业银行；6月辽沈银行公告开业，10月获银保监披露同意吸收合并了营口沿海银行、辽阳银行。4月由大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而来的山西银行揭牌开业。今年1月，中原银行与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订立了吸收合并协议。在中原银行董事长徐诺金看来，通过吸收、新设合并以及引入战略投资者成为当下解决中小银行困局的主要思路。中小银行合并改组后，能够围绕大型银行覆盖不到的空白区域和行业，尤其是金融下沉领域重点发力，有利于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区域性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和兼并重组有序推进，多家省内城商行合并组成新银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小银行经营困局，在扩大银行资产规模的同时减少了内部同业竞争，盘活闲置资产，将区域内的资金、资源等优势集中在一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兼并重组后的银行如果能有效处理不良资产、化解过去的金融风险，必然能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乘着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东风，城商行也从单一的金融业务提供者走向了数字银行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截至目前，125家城商行都对数字化转型进行了诸多尝试，大部分都开拓了以基础银行业务为主要内容的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并加速与金融科技接轨，使金融科技成为城商行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引擎。尽管城商行整体发展不平衡，基本的转型思路仍是统一的。清晰的转型目标是不可或缺的定位，科技赋能发展，拓宽思维的同时步伐也要跟上，创新体制机制和渠道布局，自上而下驱动升级；或可适当寻求合作，构建长期稳定的生态以保证充足的资金，优化提升业务内容和管理水平，为城商行的良性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基于稳健原则，在持续加强资产质量管理之时，城商行应首先强化风险管控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风险反弹；并聚焦政策变化和市场动态，充分考虑到用户的需求和体验，积极寻求特色发展路径以拓展增量业务，业务规模和资产质量两手抓，提高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进而培养核心竞争力。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打造经营合规、管理有序、风控严格的现代化城市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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